一塔湖图李扬帆的博客

交通，往往被赋予隐喻式的含义。可以隐喻人生，也可以隐喻国运。

比如桥，围绕它发生了太多的故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粗略回顾一下，关于桥的故事有民族解放式的南斯拉夫的《桥》；有妖气十足但却缠绵凄美的白娘子和许仙的“断桥”折子戏；有同样缠绵凄美费雯·丽和罗伯特·泰勒的《魂断蓝桥》——尽管原文是“滑铁卢桥”，但中文翻译绝美贴切；有战争中不同文化乃至人性之较量的《桂河大桥》；有描述疾病恐惧灾难的《卡桑德拉大桥》；有导致中国中年人离婚率上升的美国式红杏出墙或爱情自由之《廊桥遗梦》；有改革开放早期个体户青年生活的美丽的龚雪和青涩的张铁林（他一直就青涩）的《大桥下面》；有的人也凑热闹

让你一口气讲出的童年读书的故事，大约没有几个是有意义的。童年留下的记忆竟然是和读书无关的事情——多半是玩耍及共同玩耍的伙伴。一个不会规划玩耍的小学是违背人性的。

当然，除了玩耍，就是一些真正对你产生了刺激的事件。我相信这些事件对你人格和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为培养顺民所上的课程之内容，竟需要你花一辈子去丢弃它。  这便是小学的悲哀和童年的无辜。

那个人发狂的时候，清醒地呐喊“救救孩子！”没有人理会他，今天仍然如此。

议论够了，请进入我的小学。我的五个小学，现在只剩下一个。

        土话随着外来文明的入侵日渐式微，新生代大抵已完全汉化，而我也因离开那语言环境太久远，倘不搜刮记忆以备存，依赖土话而存的乡土文化也必淹没于历史洪流。是以将土话编成若干词条以祭之。

大庸

        此为故乡县名，来源于古庸国，然为何为“大庸”，不可考。1990年代初，当地官员诬此名庸俗，不利旅游文化发展，而将“大庸”改名“张家界”。逃台老国军自此凡书写大庸为地址寄信者，均遇到不少麻烦。而飞往张家界的航班，机票上仍赫然印着“DY”字样，意为大庸。也一奇也。文人墨客愿附会《大学》、《中庸》之名为其源。大庸不庸，超越中庸，意境其实挺美。

“玩”（介乎一声二声之间）

中国历史之所谓盛世所谓纷争，不知道真的发生了些什么。费了些劲做了个统计。需要说明的是，帝国统一时期和分裂时期的战争有大有小，其烈度与帝国治理能力直接相关，并非所有的战争都产生了全国性影响。所以，仅凭数字当然不能说明盛衰之实际情形，仅仅以此来说明战争与和平在数量级上的关系。似乎完全意义上的和平（比如超过一代人的无史载战争状态）很难找到。此外，并无它意，没必要过度解读，也即这是数量上的问题，不牵涉实质问题，不探讨好坏问题，不暗示你认为要暗示的任何内容，故此，也不值你反驳。

从秦统一中国开始计算，如果以1979年最后一次战争算起，中国目前已经连续32年未发生战争，超过仅有的一次连续15年以上未发生战争的公元前14年至公元3年时间段。

如此，你便错误理解了我以及故乡的一切。人的嗜血本性在特定的条件下会爆发——无论是在你的故乡，还是我的故乡。

你不可能感受到脑门一枪的痛。子弹以每秒800米的速度穿过人头，时间是0.00025秒左右。博尔特的起跑反应速度是0.133秒。我希望姨没有感受到痛。这是我唯一能告慰她的。

我那未曾见过面的姨，生命终结于1967年9月17日，中秋节前一天。18岁的花季，她与另外13位一中的学生一样的美丽，她们集体在那一天飞到了天堂。最小的14岁，最大的19岁。

枪杀地点就是澧水河南岸一百米的地方，叫鲤鱼池。凶手是武斗的另外一派“工农总”。那天，他们是去宣传中央“九·五”通知，要文斗不要武斗。

原谅我盗用了湘西王陈渠珍的书名，我实在也想不到用更古朴更有穿透力的标题讲一些故事。

有一点可以确定：你是你的先辈以及先辈生活的故乡塑造出来的，那么，你从灵魂到言行举止或多或少都是所有这些遗传和遗产的综合表象。

屈原到过那里，所以才有“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的哀鸣传世。澧水岸边的兰草已经不再能够轻易找到，它太爱自己了。你们都是浊俗之人。

三国时那座屏风一般耸立的山峰因为一场地震震塌了接近山顶的巨石，巨大的穿

佛说： 心若一动，便已千年。 缘起既灭，缘生已空。

原来这缘起和缘灭竟在一念之中，当起之时，已经遁入空寂了。

所以，这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一时离开，便为诸佛。皇帝们的灵魂仍旧在十三陵的地宫中酣睡，而不知此时已是北京的深秋。那深秋的最后一片柿子树叶，也挣扎着留恋无法羁绊的枯枝。我便有些醉，醉在这萧瑟的时空里。王朔醉的时候，灵魂随着六祖在《我的千岁寒》中竟然游荡了我那遥远的故乡张家界，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出我的窍呢。

远远的我们便听见了缭绕却稚嫩的竖笛声。那时，康陵还没有围墙，石板供桌上赫然出现一位红衣女孩，笛声正是从她那里穿透无限轮回的时空进入我们的耳朵。我们便静静的听了片刻。历史系的罗新和法律系的葛云松并未如我那般出神，我却在她停歇的当儿，与她聊了起来。

 如是我闻：那些曾经的东西，都走了。北大经历的是一个从大乘普度到小乘自度的变迁过程。

德赛二先生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北大有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德赛二先生还有强大的吸引力。两位先生被八十年代的毕业生塑造成钢质雕塑，就矗立在31楼东面。尽管如网上的调侃：那字母D和S，意为德赛两先生，S上顶个地球。寓意为：科学还顶个球，民主连个球都不顶。但追求与现实之差距恰恰是价值仍然存在的理由。尽管还有的新来者把这个雕塑误读为海狮头顶个球，但它仍然在风中毅然挺立。

题目中的这个感悟的确是发生于北大近年来多位师生的出家之事。北大的社会角色与个人的信仰追求之间一定出现了问题，否则难以合乎逻辑的推理并接受出家的事实。然则，数学系本科毕业生柳智宇自去年出家之事被报道后，世间除了炒作，并无深思。这是问题的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方面。

近二十年来，先后有多位北大师生出家，比较有名的包括：释明海法师，现为著名禅宗道场柏林寺方丈，临济宗第45代传承。北大哲学系87级，俗姓肖。释明影法师，北京大学地质系1989年毕业，2001年于柏林寺剃度出家。王小能，北大法学院副教授，2003年在五台山出家为尼。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生柳智宇，2010年

2001年4月，哈贝马斯在中国的经历与1924年泰戈尔的中国之行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他们的理论是自为的，但的确存在一个想象的哈贝马斯和一个想象的泰戈尔。简而言之，中国学人普遍觉得他们被蒙骗了——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情感上。究其原因，仍在于中国学人出于对中国文化或政治文化的焦虑而期望来自异域的思想能够给他们指出合适的出路，这种本土化的语境无疑是蒙蔽自己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

如果说欧洲民族主义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冲击，从而导致中国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是的确存在的历史，那么这种冲击也仅仅限于力量层面（大而言之的物质层面），即它并未在文化（根本上是哲学思想）上使中国变

第一个采访是《南方日报》2011年10月8日登。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是在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么理解辛亥革命的内涵和外延？

李扬帆：由武昌起义开始，而后呈现出的辛亥革命，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必然性结果中孕育的一个偶然事件。把辛亥革命缩小来看，就是1911年的武昌起义，放大来看则是从1911年后的一系列社会变革。

武昌起义实际上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由湖北新军革命发起的，它并不是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进行的，然而凭借威望，孙中山先生以16票（17省代表在场）当选了临时大总统。我说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包括很多因素，比如1911年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预计发动起义的时间被提前，一切的意外和计划外行动造就了必然将爆发的一场起义里的偶然结局。

谁说在朝贡体制下，中国人只是高高在上、接受或强制西方国家来华使团的跪拜？历史并非如此简单。

1729年（雍正七年）6月，因土尔扈特事、中俄边界事、准备讨伐准噶尔部事和俄国新沙皇彼得二世新登基事等这几项重要事件，雍正决定派使团去俄国。这是中国向非中华文化圈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该使团由原侍郎托时、原副都统广西、原参领宰三等率领，以致贺彼得二世前一年登基为名，出使莫斯科。使团共计25人。此事由理藩院负责。理藩院此前通知俄国枢密院，其咨文中说：“按我大中国之例，凡派使外国，均降敕谕”，但因考虑到中俄两国本为友好邻国，不便依中国与其他藩属国的传统习惯像俄国降谕，故“今不再降旨而仅派使臣前往。”

（原文发表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题为《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观察中日关系，需要

导致中国晚清能够突破天下观念走向民族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些原因主要原生自中国历史文化自身特点，此外，东亚内部的国家之间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也是重要原因。这些与欧洲的冲击并不相关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 天下一统当中的包容性（多元性）

在“天下一统”的观念之下的中国传统中，存在“民族国家的认同”的基因，这种认同是具有多元共同体性质的认同，与欧洲历史相异。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主义——而不是没有“民族国家的认同”——的根本原因

笼统的以“闭关锁国”（或“闭关自守”）概念来概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朝的对外贸易政策甚至全部对外政策是不符合历史实情的，并且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以往常见的观点有：是“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自卫手段。”[i]“是对于16世纪以后欧洲的海盗商人的不法行为的一种合理的答复。”[ii]是清朝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所执行的一种严格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iii]就其内容和效果而言：清朝的闭关政策，是清朝面对“西学东渐”而采取的一项具有指导意义的总政策，主要体现为严禁西洋人传教和限制外夷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