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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湖图李扬帆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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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凡人,皆需忏悔。 肯以本色示人者,不仅仅需要禅心和定力。 勉强拼凑了些书:《走出晚清》,《晚清三十人》,《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望乡:一个北大教师的心灵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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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时间与正确的理论——泰戈尔和哈贝马斯“欺骗了”中国学人?  

2011-11-30 13:05: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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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哈贝马斯在中国的经历与1924年泰戈尔的中国之行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他们的理论是自为的,但的确存在一个想象的哈贝马斯和一个想象的泰戈尔。简而言之,中国学人普遍觉得他们被蒙骗了——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情感上。究其原因,仍在于中国学人出于对中国文化或政治文化的焦虑而期望来自异域的思想能够给他们指出合适的出路,这种本土化的语境无疑是蒙蔽自己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

如果说欧洲民族主义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冲击,从而导致中国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是的确存在的历史,那么这种冲击也仅仅限于力量层面(大而言之的物质层面),即它并未在文化(根本上是哲学思想)上使中国变成一个经典的欧洲民族国家,只是导致中国产生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物质崇拜主义的泛滥。1924年泰戈尔“失败的”中国之行,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

泰戈尔意图用印中之间的传统文化交融以唤起中国人对他的主张的赞同:“(我)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那是我念《天方夜潭》时想象的中国,此后那富丽的天朝竞变了我的故乡。”“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便象回故乡一样!”“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印度感觉到因中国是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他高唱东洋亚细亚思想文化之精神力量,呼吁摈弃西方的物质力量崇拜:“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亚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靠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为健全。”

他认为东方处于“人类第三期世界”,是一个重精神、主静的东方文明最终战胜重物质主义的西方文明后出现的一个人与自然、宇宙和谐统一的真善美的世界。泰戈尔不合时宜的或过早的在中国宣扬了反物质崇拜的主张——而他的主张却是建立在对欧洲列强的弱肉强食之现象的观察之上的,他深信物质的力量会导致如欧洲列强那样的分崩离析,主张东方传统的精神文明的力量,强调善良的人性,救赎这个世界。这显然与当时中国已经风起云涌的追逐西方列强之“强国”梦想的政治诉求相违背,中国知识界普遍担心来自殖民地的哲学会动摇国人励精图治的信念。

泰戈尔之来华,恰逢1923年初在北京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张君劢、张东荪、杜宰平和梁启超的“玄学派”与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科学派”之大论战以“玄学派”的失败而告终。而出面邀请泰戈尔访问恰恰是梁启超所主持的讲学社。泰戈尔对中国国情并不了解,其大谈博爱精神的主张遭到陈独秀、沈雁冰、沈泽民、吴稚晖、林语堂等人的攻击和挖苦。说泰戈尔“与中国现在一般国粹派毫无二致。这种思想若传播开来,适足以助长今日中国守旧派的气焰,而是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他们认为泰戈尔的论调是“诛心之论”。此情此景使泰戈尔感到非常灰心,只得提前结束中国之行。

泰戈尔中国之行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只是部分的接受了欧洲民族主义国家之间斗争的思想——也即国际意义上的民族竞争思想,并未将民族国家精神文化的建设当成根本目标,在丛林理论的指导下走向物质和力量崇拜。泰戈尔是对的,但来得太早了而已。因为未完全转变为民族国家,中国恰恰具备了较为容易地重建世界意识的历史条件。

在2001年哈贝马斯到来前夕,中国媒体即大造声势,把他的这次中国之行与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中国之行相提并论,认为此举必大力推动中国思想的发展。

哈贝马斯在中国的7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了演讲,对他满怀期望的主要是所谓的“新左派”或“左倾自由主义者”。哈贝马斯并没有讲什么新的理论,他的主要演讲内容都和他最新研究的成果相关,这些成果体现在此前几年他发表的《人权的跨文化讨论》、《理性的实用主义与伦理意义》、《欧洲与全球化》、《兽性与人性》》当中。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的那次演讲,哈贝马斯以《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关于协商政治的概念》为题,听众热情很高,但是不知是翻译的原因,还是听众知识准备的原因,总之,我感觉听他对“协商政治”的三种模式进行解释非常费力,如果不是后来继续补课,我完全没有听懂他讲了些什么——除了片言只语的我们自己感觉到的一些启发之外。

哈贝马斯的中国形象实际是被中国学人固化了,他被想象成一位富于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与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普遍理解一致。不过,哈贝马斯似乎并不领情,他既未在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也未反对美国入侵科索沃——在当时的新左派思维中,对这些现象发表见解被认为是最合适的法兰克福学派言论。在演讲中,哈贝马斯对所谓的"亚洲价值"以及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批判,此外,哈贝马斯在演讲前夕,临时还把文稿中“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说法全部改成了“中国正在走向经济现代化”。这种顾虑是出于何种原因,不得而知。他还认为北约打的不是传统的战争,而是一场“外科手术般精确的,有计划地保护平民”的战争(见此前他在德国有影响的《时代周报》发表的题为《兽性与人性》的长篇文章)。此外,哈贝马斯在演讲中还把“中国”和“台湾”并用。以上种种,都很难得到当时的中国学人的思想认同。 

于是,哈贝马斯在中国学人当中的地位几乎可以用“一落千丈”来形容。世纪中国网站、《读书》等等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博客和文章,从反思哈贝马斯到反思“世界公民社会普世法则”、欧洲中心论等等,将失败的哈贝马斯中国之行最终上升到对哈贝马斯的重新理解和互相攻击。

事实上,泰戈尔和哈贝马斯均持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诉求的普世价值观。前者强调世界和平的价值,后者强调人权。这种价值观对同时期的中国而言存在错位的关系:泰戈尔时代的中国亟需民族主义以实现国家独立和自强,哈贝马斯时代的中国刚刚经历与美国的极力对峙,刚刚被美国轰炸了大使馆,同样需要为其民族主义背书。两位泰斗都在错误的时间持有了正确的理论而造成其中国之行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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