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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湖图李扬帆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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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凡人,皆需忏悔。 肯以本色示人者,不仅仅需要禅心和定力。 勉强拼凑了些书:《走出晚清》,《晚清三十人》,《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望乡:一个北大教师的心灵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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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生与川端康成的死  

2011-06-21 23:02: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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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比川端康成痛苦万倍。死不一定是肉体的寂灭。沈从文自宫其精神是湘西人最决绝的抗议,他重新定义了人世间最痛楚的“死法”。沈从文活着到老死,虽再无文学建树,但成就了一伟大人格。川端康成虽获诺贝尔文学奖,然其自杀却证明其人格力量之有限。

 

精神自宫与肉体自杀

生比死更难。

1972年,川端康成自杀的时候,沈从文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政治风暴,当年他因身体原因正从湖北干校回到北京治病。

川端康成获得诺奖后陷入极度的空虚。其弟子三岛由纪夫自杀之后17个月,川端康成在日本古都镰仓自己的工作室含煤气管自杀,未留下只字遗书。但他早在1962年在《自夸十话》里就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沈从文也曾选择过死,那是1949年初春。

1949年3月6日之后,沈从文第一次试图自杀,被家人发现、制止。3月28日,沈从文在极大的恐慌中自戕,用剃刀把颈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

导致沈从文自杀未遂的,是对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极端的恐惧。这和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以及更早一些的芥川龙之介的自杀是不同的。中国文人往往是因外部世界的剧烈变迁而自杀,自王国维至老舍,不计其数。日本文人之自杀却体现出强烈的内向性。

沈从文自杀的具体诱因,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对他的思想批判。

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沈从文遭到“致命一击”。文中申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期)
    “道童”们已经在学校挂出了大幅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

47岁的沈从文再也撑不住了。正应了沈从文1940年说的“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那句谶语。(《长庚》,《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91页。)

沈从文在此前早就思考过自己的悲剧人生。他心仪屈原,他在《湘行散记》、《湘西》中经常指点当年三闾大夫放逐的踪迹。“一个人脑子若从人事上作较深思索,理想与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事实上我并不厌世。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地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烛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版)“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黑魇》,《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沈从文也在此前见过了太多的死。1931年前后是沈从文身边亲友相继发生死难的一年。稍早一些时,既是朋友又是亲戚、与沈从文曾经共同在陈渠珍手下做事的连长满振先在桃源被捷克式机枪撂倒。这位湘西后生读过《曾文正公全集 》,曾经令沈从文很是羡慕,一生只想当职业军人。接着在1931年这一年的元旦,沈从文得到两个死讯:其父亲在前一年11月于家乡病故。继而是年底他的好友年仅25岁的“霸才无命奈伤神,燕赵悲歌张采真”(柳亚子诗)的张采真在武汉被斩首示众。

4月,共患难的好友胡也频被捕后被杀害。沈从文过了4个月后写下了长篇回忆散文《记胡也频》,其中说道:“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对了解的。”(《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这一年11月,沈从文的另一挚友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这位伟大的年轻诗人曾是沈从文坚定文学信心的推动人,也是他生活上支持者。

后来,还有沈从文弟弟沈荃被镇压。沈荃早年投身军旅,毕业于黄埔军校,1937 年 11 月,任国民党陆军 128 师 764 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嘉善战役,身负重伤,伤愈后又重新投入抗战中,当时沈从文恰好从长沙经过,亲眼目睹了三弟集合士兵开赴前线的场景。抗日战争胜利后,沈荃任职于南京国防部,授中将军衔。但由于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沈荃在部队中郁郁不得志。不久即返回家乡凤凰,并参加了凤凰的和平解放,1951 年底被判处死刑。一年后,沈从文才间接知道弟弟的死讯,自身难保的沈从文对此无可奈何。黄永玉的《这些忧郁的碎屑》中曾对沈荃的人生最后一幕有过描述:“在河滩上他自己铺上灰军毯,说了一句:‘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指了指自己的脑门,……打这里吧!……”(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0 页)历史证明这是一桩冤案,1983 年重新确定为“起义人员”,获得“平反”,家属得到了 500 元的赔偿。

沈从文最终还是选择了生。只是这一选择太残忍,他以放弃写作为条件给自己选择了生。尽管在后来的记述中他多次强调自己并不为选择不去创作感到后悔,然而,谁都知道,这是违心的话。他选择生其实是自己精神上的自宫。这精神上的自宫远比肉体上的自杀更为惨烈。他是一直是一个讲真话的湘西的孩子,文学创作是其生命的意义所在,如今不去创作,生命即无意义。在这忍辱负重的内心外面其实只留下行尸走肉的皮囊。

1949年8月,沈从文先生病情好转,由郑振铎介绍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9月8日,沈从文先生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我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和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信中表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惋惜”。 (沈龙朱口述,刘宜庆撰写:《我的父亲沈从文》,《名人传记》2009年第4期)

“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当中,恐怕出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新与旧》,《沈从文别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

斯文扫地之时,沈从文撒了谎,生平唯一的一次撒谎。他太在乎了,所以不去提及那个生命的价值。

唯一能说明沈从文晚年真实心境的,是其1961年未写完的遗作题名《抽象的抒情》。开篇即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一次唯一的抵抗,一次绝望的抵抗。文中他说:“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这是必然的。(以上被专案人员用红笔在原稿上划线)社会发展到一定进步时,会有这种情形产生的。但是目前可不是时候。什么时候?(以下被专案人员用红笔划线)大致是政权完全稳定,社会生产又发展到多数人都觉得知识重于权力,追求知识比权力更迫切专注,支配整个国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识,不再是支配人的权力时。我们会不会又这一天?”(《抽象的抒情》,《长河流不尽》,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沈从文要活着,因为他要看到生的他者。对他者的关心,是其肉体生存下去的依据。“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 的观念和欲望, 来作朴素的叙述。”(《边城》题记,天津《大公报》之《文艺副刊》,1934年4月25日,第61期)

此前的20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三百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钻了十数年的故纸堆,留下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川端康成也曾见过太多的死亡,川端一生中,有两个绰号:参加丧礼的名人和搬家的名人。意谓他从小到大,参加丧礼最多,搬家最多。先是有父母双亡,继而失去兄弟姐妹,十六岁的时候抚养他的祖父也去世了,后来又有自己的朋友(三岛由纪夫)自杀。而此时,他写作的能力也到了身体的极限。

偏偏从来就不参政、逃离政治的川端在1971年3月却做了人生当中最后的一次错事:他帮助曾经臭名昭著的前警察头子秦野章竞选东京都知事。起初,他是绝对不同意此事的,但在佐藤荣作首相、福田赳夫大藏大臣的劝说下,竟然同意帮助他竞选。他自己给出的理由是:秦野章“正因为当过警察头子,他更了解人间的罪与恶,痛苦与灾难的实情,所以他可能对人更温情,对人更施行慈悲和仁爱的政治。”于是他以年迈之躯走上街头为警察头子拉选票,遭到文艺界的极大惊愕和非议,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他再次遭受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给他笼上了死影。(叶渭渠:《川端康成传》,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0页)

自己把自己肉体整死,那是川端康成。自己把自己的精神整死,那是沈从文。沈从文是湘西人,他要霸这个蛮。

沈从文已经见了太多的死,是以不死。川端康成无法忍受生的痛苦,选择死而使生得永恒,是以也得不死。然则,见过了真正死的人是不容易死的。真正的死是一种社会的巨大的死亡气息,是改朝换代和千古巨变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毁灭性打击,这些,川端康成没有遇到。日本之战争和战后巨变,无法与中国社会之巨变相提并论。自太史公肉体遭宫刑至沈从文精神自宫,显出中国文人忍辱负重之大义所在。自芥川龙之介自杀至川端康成自杀,显出日本文人极度悲观的人性。

自《史记》至《边城》,无论是大历史叙述,还是小人物叙述,均充满浩然之气,充满生气。是不压抑的、阳光的、进取的反思。其境界是李叔同晚年的境界,是大悲悯。他宽容了这个世界,虽然不理解世界为什么那么不纯。沈从文体验的是唯美中的人性,人性中的唯美。

自《源氏物语》至《古都》《雪国》,均充满残败恻隐之情愫,是樱花凋落片段之感物伤怀。是压抑的、阴柔的、颓败的反思。川端康成体验的是凄美中的人生,人生的凄美。川端康成之自杀是源自其“孤儿情结”的“哀以思”,是极端自我甚至自私的。由此观察世界,自然要小器了。

 

湘西与《雪国》:生死不同的渊源

但是,写《边城》的这个湘西人是质朴、灵动和人可爱的,而那个写《伊豆舞女》的人是阴郁的不可爱的日本人。正是因为这一点,沈从文和川端康成成为中日两国民族性的不同之代表。

1982年,得以短暂复出的沈从文在对湘西的一所大学学生讲演时,还透露出他的可爱:“我们地面上只有一部二十五史,地底下有一百部二十五史!值得有人对我们国家无比丰富的文物产生兴趣。基础差点不要紧,慢慢学嘛。吉首大学学生中有对文物喜爱的,要鼓励他考研究生。考不起也不要紧,我来带!”(《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1985年第3期)

一切都来自于湘西。

给他智慧和动力的是湘西。湘西使沈从文变得与“时代的召唤”以及若干显学及运动格格不入,因为他“爱了人类”。1934年年初,沈母病重,沈从文离别新婚妻子,回湘西探望母亲。漂行在水上,沈从文有许多心里话要倾诉。在船上,他给张兆和写了很多信,画了很多速写。心头有爱,笔底格外温柔。船行辰州(即沅陵)时给张兆和信中说:“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些,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澈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分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历史是一条河》,《湘行集》,《沈从文别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04-105页)佛云:因愿起行,从初发心。这可看做沈从文一生为之奋斗的根本原动力和目的。他是觉悟了的。只有对自己的爱人,他才如此直白的交代清楚。

于是,几个月后沈从文的名篇《边城》中的老船夫和翠翠,还有一条黄狗,便是以水为生的:“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娓娓道来。而川端康成也以同样灵动的文字作《雪国》的开端:“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所不同者,沈从文属水,川端属雪。水长流,而雪消融。于是,二人在这里便分野了。其人生也便如水、如雪。一个活了下去,为的是把人生解释得“庄严与透入些”!一个自杀了,为的是“无限的活”!

早在1932年,沈从文即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从文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水是灵动的,是以不朽,不灭,不死。雪是消融的,是以暗喻着瞬间的生命。水是道家的宠物,而道家讲生生不息。《边城》的水和渡船,是生命的符号,也是普渡众生的工具。《雪国》的雪和开篇的隧道,是走向一种“生命的徒劳”的工具,必至寂灭。《雪国》最后以大火中“雪”的消融,凝固为“银河”的象征性画面诠释了川端康成对死的美妙感受。

早年湘西生活和从军经历是沈从文能够活下去的重要原因。

影响沈从文青少年生命的人中有一个叫陈渠珍的湘西王。沈从文当年给他做书记。当年的湘西,尚存这般高贵自立气象的人,令沈从文受益匪浅。在这里,沈从文的以从军部会议室的那四、五个大楠木橱柜里所藏的大约百幅的宋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丛刊》中温润了自己的性情。

对于战争熔炼下的中国,沈从文认为尚有湘西还存有古风:“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长河》题记,载于重庆《大公报》之《战线》,1943年4月21日)

陈渠珍乃具有此“优美崇高”风度的儒将,有《艽野尘梦》传世。陈在年少时曾投靠清末川边大臣赵尔丰,入藏平叛。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跋涉万里回到湘西。其《艽野尘梦》为康藏陈年旧事中之最具人情味、最有真实性的游记。陈在西藏得一名“西原”的藏女,在其鼓励下率115名湘西汉子出藏,度过无人区,历时200多天而仅得11人生还到西安。奈何西原自高原下来,不能适应内地气候,染天花死于西安。陈氏既葬西原,“入室,觉伊不见。室冷帏空,天胡不吊,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余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此事最见湘西人之真性情,读之令人唏嘘。

     而川端康成之前半生,其国深受军国主义之害,他选择了逃避,也曾钻入古典中吸取营养。个人的不幸也多次降临其身。然而,没有湘西,没有颠沛流离,没有改朝换代,没有道童炒家八次,没有六十多次的违心检讨和交待,没有斯文扫地,川端如何能成为沈从文?苦难都曾降临二人身上,然而湘西的水救了沈从文,伊豆的雪却灭了川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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