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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湖图李扬帆的博客

这一切有那么重要吗?休息一会。

 
 
 

日志

 
 
关于我

我们都是凡人,皆需忏悔。 肯以本色示人者,不仅仅需要禅心和定力。 勉强拼凑了些书:《走出晚清》,《晚清三十人》,《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望乡:一个北大教师的心灵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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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视的代价:中国的高调日本观(1895以前)  

2011-07-05 14:01: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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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题为《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观察中日关系,需要看千年以上的历史。中日关系一直到甲午战争时为止,被中国认为是延续了朝贡体制,但体制中的日本却不这么看。中国对日本的不了解或者说不愿意了解,是此体制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甲午战争是中日数千年关系的彻底摊牌。日本在朝贡体制下较中国人活的清醒、现实,看中国也比中国人看日本真实。仅此一点即可证晚清中国必败给日本。中国所尝之苦果是数千年来漠视甚至蔑视对手的必然代价。明朝崇祯年间,法国宰相、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1585——1642)即提出了“国家至上”(raison d’etat)原则,此后,欧洲历史朝着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坐标的方向发展,而东亚迄今尚未建立健全的现代民族国家关系,因为东亚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之身份还没有得到相互的认同。

 

 

日本对朝贡体制的冲击

中国传统对东亚秩序的安排源自中国强大的文化和经济实力。这个秩序被统称为朝贡体制。历史上的事实是,中国式的朝贡体制在实际影响上有一个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特质:中国不谋求占领、征服和剥削朝贡国家,相对的维护了周边弱国的体制完整和经济独立。这是由中国源自中原的礼治体系决定的。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内在统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满足心理上的优越感。但是,日本自中国隋朝开始即不遵从这一安排,并因其对朝鲜半岛的野心而最终发展为直接挑战朝贡体制。

公元600年起,日本圣德太子便先后两度兴兵,攻打朝鲜的新罗。此时也是隋炀帝征高句丽时期(注意,高句丽不是高丽,中国学术界已经定论其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因顾及中国的立场,607年,日本乃派小野妹子向隋朝派出了正式使团。虽然使者称来华学习佛法,但是其中发生的国书之争却反映了日本对朝贡秩序的挑战。日本致隋炀帝的信的开头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令炀帝大为不快,吩咐鸿胪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第二次使隋时日本乃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仍追求对等称号。隋炀帝对此也无可奈何,并选派裴世清等13人组团回访。此为中日第一次表面为名号实际为地位发生的争执。

唐朝建立后,为巩固东北边疆,攻打高句丽,再次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而唐朝支持新罗。结果发生了中日之间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公元663828日,倭国与唐朝在朝鲜的白村江决战。日本战船被焚烧400多艘,日本在此后的九百多年间都不敢再入侵朝鲜半岛。此次战役的结果是:一方面,日本对大唐心生敬畏,并开始努力学习唐朝各种先进的制度、技术与文化。另一方面,日本不再希望中国叫它“倭”,而改称“日本”。《新唐书·东夷传》对改“倭”为“日本”作了如下的说明: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南、西尽海,东、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改国名当是日本追求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尊的重要举措。唐朝对此也并不在乎。

日本再次对东亚秩序的挑战发生在明朝。明初中日之间并没有能够建立真正的朝贡关系。明太祖曾前后三次遣使日本促其来贡(136913701372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当时正处于南北朝内乱之际,明朝搞不清楚日本实际统治者是谁,时南朝怀良亲王坐阵九州。明朝以为他是日本国王,斥责日本不恭,要求怀良不要唆使寇盗,为害中国。国书说道:“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明朝的国书还把怀良写成了“良怀”。怀良亲王大怒,杀了明朝七个使臣中的五个。《明史》载“日本王良怀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洪武十四年(1381)日本“复来贡,帝再却之,命礼官移书责其王,并责其征夷将军,示以欲征之意。” 怀良亲王在他给明朝的回信中,虽以“臣”自称,但其不卑不亢,不屈从于明朝的态度从文书中处处透露出来。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日本。
  该国书是日本向中国治下的东亚秩序(Pax Sinica)明确表示不予接受的重要历史文件,也是一个宣言。因其重要性,故全文录于上晚清外交家和日本专家黄遵宪说道此事的时候称其“词终不恭”。明太祖“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他很愤怒,但是考虑到忽必烈征日失败的后果,最终决定列其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一,“绝之”。

足利义满(1358—1408)灭怀良后向明朝称臣,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明朝对朝贡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弄不好就“以寇论”。如明朝郑若曾撰《筹海图编》说到日本朝贡的情况时:“贡例:船止二只,人止二百,违例则以寇论”。“永乐二年,钦定每贡二艘,正副使等无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朱棣虽允准日本进行“勘合贸易”,但因日本随后不愿以臣子身份朝拜,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也多次反复。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争贡”了事件,日本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加之倭寇泛滥,遂采取禁海政策,中止日本与明朝的朝贡贸易。日本方面也因大内义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为其臣陶晴贤所杀,在纷乱中失去勘合,遂终止派遣贡船入明朝贡。自嘉靖倭乱以后,日本便被贴上了“倭寇”标签,尽管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倭寇并不是日本人。

日本的形象被贴上“倭寇”的标签后,因为丰臣秀吉(1536——1598)对朝鲜的侵略而加重。丰臣秀吉在1592年(壬辰年,中国万历年间,日本文禄年间)至1598年派兵侵略朝鲜、企图“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致朝鲜国王书语)。期间,明朝曾遣使与其和谈。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九月三日,万历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圣旨说道“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丰臣秀吉暴跳如雷,摔诏书于地说:“不是明帝乞和封我为大明皇帝吗?日本国,我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明朝使团被逐,双方再度开战,而丰臣本人在失败后也郁郁而终。因此,终明之世,日本虽为利益所趋,有短暂的接受册封的历史,但与明朝的关系始终是建立在民族自尊上的追求平等关系的态势,并在后期发展为企图征讨中国。

丰臣秀吉侵华失败后,日本并没有消除其对中国大陆的野心。1610年,德川家康幕府的顾问林罗山在其起草的致中国皇帝信中,称日本国“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

明末清初,日本不少民间人士还开始自发地通过各种方式,对扩张计划进行了各种设想和论证。号称“日本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曾写了一部关于郑成功的名为《国姓爷合战》的歌舞伎剧,风靡一时,在东京连续演了几年,而且在日本出版界开创了一门“国姓爷文学”。因为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他的生身母亲田川氏(郑氏家谱称翁氏)是日本人。他生在日本,七岁时才被接回中国。故此,郑成功成为日本幻想反清的英雄。

幕府末年,佐藤信渊(1769-1850)主张“宇内混同论”,称“世界当为郡县,万国之君当为臣仆”。而吉田松阴(1830-1859)更是主张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使神功未遂者得遂,丰国未果者得果”。神功指的是日本两次抵御元世祖远征日本时碰到的神风,帮助了日本的事件;丰国即丰臣秀吉。由此可见其对扩张传统的继承性。

晚清时期琉球的下场是日本自明朝以来挑战中国权威的结果。自公元1372(明太祖洪武五年)明朝册封琉球后,琉球一直向明朝和后来的清朝朝贡,仅明朝就达171次之多。而日本自1609年即曾侵入琉球,俘虏其国王,逼其朝贡。琉球自此同时向明朝和日本朝贡。1871年,日本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琉球归属问题。并于1875年强令其向清朝贡,1879年再次出兵琉球,强行迁其王室于东京。琉球国改名冲绳,琉球国亡。日本在与中国交涉琉球问题时,即已觊觎台湾,但是由于晚清政府四面楚歌,无力自保,对于日本的举措一忍再忍。当然,更重要的后果是中国对于日本的举措,仍然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没有意识到日本挑起这些事件背后隐含的长期的挑战中国的逻辑。这是无视日本之存在的必然恶果。

 

晚清日本人的中国观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直接了解,开始于1862年。这一年,日本德川幕府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官船“千岁丸”。这是自1854年实施开国政策以来,日本第一次向中国派遣官船。维新志士高杉晋作(1839——1867) 随船前往。此人后来写汉诗以明志:“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一作法),欲舍我短学彼长。”自此开始,日本人由“慕华”的传统观念转为“蔑华”和警示。

高杉晋作目睹了中国的两大变故:一为太平天国。得知太平天国对江南的惨痛破坏后,他说:“闻之使人潸然泪下。”一为中国被西洋侵略之情状。在高杉晋作的眼里,中国的已经面目全非:“上海之势可谓大英属国矣”,“次决非隔岸之火……孰能保证我国不遭此事态?险矣哉!” 高杉晋作看出了中国的问题,他认为:清政府之所以衰败,乃在于其不识防御外夷于外海之道。即不造能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也不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使彼国志士所著之《海国图志》绝版(魏源于鸦片战争之后所作《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产生影响,相反却开启了日本看世界的眼界——作者注)。因循苟且,空渡岁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说。

此后,即有大量的日本人或由官方组织、或民间自发的到中国从事军事、经济间谍和社会考察工作。较早的有曾根俊虎(1846-1910),此人1873年随外务卿副岛种臣访问中国。后长驻上海,为日本海军驻上海的第一批谍报人员。他根据自己的考察写了《北中国纪行》等书,详细记录了中国国防、地理和民生,书中近二百幅精美的手绘图,其详备之况,令人几欲恐惧。记述中尝有“沿小河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上陆奇袭”之语。

较后期的间谍有宗方小太郎(1864——1923),曾得天皇亲自接见并褒奖。此人被认为是近代日本“中国通之第一人”。光绪十年(1884年)来华,曾剃发易装,扮成中国人步行历游北方九省,其长篇调查报告获得日本高层高度关注。后在北京、汉口等地以乐善堂药铺为掩护,潜往各地收集军事、经济情报。甲午战争期间,充任日本侵略军翻译。甲午前他就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雍正帝时开始的养廉银,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对于人们认为的中国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他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实际情况是犹如废厦加以粉饰。此人认为中国的腐败始自明末,人心和社会均无可救药。

以上这些人物的思想均不如另一个日本人深刻。在当代日本1万元的纸币上,印着这位名叫福泽谕吉的人的肖像。这位被称为日本启蒙思想家的人物,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因此,有人在数1万元纸币的张数时,会以1人、2人的人数来计数。

正是这位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在1875年著《文明论概略》时,就已经明确的论述了中国和日本文明的差异。查了有关此书观点的论述,中国人几乎很少关注到福泽谕吉这一清醒的认识,而在此书出版后130多年,舆论还在不停的暗示中日文化同源同种,因此,必然会和平共处。倡导和平共处本身是好事,没有错,而且要天天讲,月月讲。但是,在这个高调的背后,是我们必须而且得赶紧反思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如日本了解中国那样了解日本吗?这是个沉重的问题。

福泽谕吉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日本和中国之不同。他认为,中国人在传统上,“自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与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而日本并非是一个把至尊和至强两种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权力一身的国度。

他说:“然而,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

福泽谕吉认为,“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并不象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而是自然地把他看作凡人。这样,至尊和至强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福泽谕吉又干脆对日中国民性的区别作了褒贬评论:“中国人的思想是贫乏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丰富复杂的人,迷信就易消除”。

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的观点摆出的前一年即187410月,因为和日本人谈判而了解了日本之狼子野心后,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断定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极力主张创建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用军事力量牵制日本。当总理衙门大臣们主张用“大信不约”的理念作指导,不和日本签订任何条约的时候,李鸿章极力主张和日本签订中日近代第一个条约,以此确定二者的现代化关系,用条约约束日本。但是,洋务派的思想从总体上而言,达不到福泽谕吉的深度,因此,也没有他那样的气魄彻底断绝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是最终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纲领。

福泽谕吉在发表上述主张10年后,把他的思想发展成为影响日本100年的国策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或者说为东亚国家所唾弃的“脱亚论”。1885316 (明治十八年)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明确提出“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并且用他们的方式处理对东亚邻国的关系。

为向欧美示好, 日本聘请英国人于明治16年(1883年)建一兼具文艺复兴式风格、英伦情调和东方韵味的“鹿鸣馆”。该馆名称来自中国《诗经·小雅》中的“鹿鸣”篇,即“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日本人积极在此开展欧化外交。伊藤博文(1841——1909) 时代,鹿鸣馆外交走向鼎盛,1887年他在鹿鸣馆举办了有400人参加的大型化装舞会。日本以其对中华文明的拿来主义,上自明治年号(“明治”源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下到鹿鸣馆外交,诠释了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实用主义本质。而反观中国自身,躺在数千年文化积淀的温床中却不能起身,不能奋勇而迅捷的迎接西方的挑战。悲乎。

当然,我们难以藉此得出结论说近代及以前,中国人的日本观是僵化的、简单的、自以为是的、高高在上的,因为晚清黄遵宪的撰写的五十万字的《日本国志》(1890年完稿,1894年刊成)刊成)就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黄遵宪写此书的动机是向日本学习:“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涉及西法尤加详备,期有用也。”然则此书的面世并被大为流行,是在甲午战后,康有为、光绪帝等都曾读此书,受刺激而热心于变法运动。可惜一切都晚了。

    借用那个日本间谍的话,看一个民族要“洞其心腹”。甲午战后五十年,中国受日本之累。其中的原因是要搜罗到千年以上的历史。然而,当下中国是否真的认真的总结过两国两千年交往史的真相呢?这是个令人沉重的话题。

 

结语:似是而非的高调日本观

当我漫步在伊豆半岛那充满浓郁日本情调的小镇的时候,午后阳光照射着青石板,散发出古老的味道,使人回味故乡的石板街。石板街两边的木板店铺和挑起的遮阳布帘,完全使我沉醉在《清明上河图》的情境中。日本,的确是一个单凭用嗅觉就能闻出中国传统文明之影响的奇怪的国度。

但是,听着叽哩呱啦的声音,看着迎风招展的太阳旗,一种莫名的警觉告诉我,这是一个经常会使中国人产生错觉的地方。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日文化同源同种,因此更应该有相互的亲近感。但中日交往的历史所昭示的,是另一种日本,一个和唐代完全不同的日本。   

中日两千年的交往史令人得出一个遗憾的结论即中国并不了解日本。我们是否还在继续汉唐以来的对日基本态度(一种高调日本观),则是令人深思的另一个课题,因为近代以后至今,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能导致另外一种高调:即以形象化的(小日本)、脸谱化(军国主义)的观念看待日本。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高调看待日本最终会自食其果。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而非力量之败。

所谓高调日本观,即认为日本和中国同源同种,一衣带水,理应从属于一种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这种观念会导致虚构的亲近感而忽视日本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的内在需求。因此,高调日本观中的中华文明优越感会导致日本的反弹这一后果长期不被中国统治阶层适当认知。

高调的日本观也来自于中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日近代最终摊牌之前(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状态,长达2000年之久。中国最终自食其果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对日本及其国家发展的高调认识,尤其对其不甘于处于朝贡体制之下的自尊心的认识不足。这种信息不对称性导致中国对日本的忽视,进而是漠视和不信任。

汉唐以来,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中日关系早就埋下了最终爆发全面冲突的基因。信息不对称下的中日关系其表现为中国对日本的忽视和无知:徐福东渡埋下了高调处理对日关系的种子;汉魏时期的朝贡造就了中国对日关系的单向性;隋炀帝时期日本开始追求平等身份被中国忽视;唐初中日角逐朝鲜半岛,日本战败,此后日本转而学习大唐,中国产生对日本的优越感,再次忽视日本对大陆的野心;元帝国两次征讨日本的失败使日本文明得以保全,而其对中国的威胁性降到历史最低点,因之为中国所再次忽视。

明朝初年日本已经不为中国信任,倭寇乱华加深了这一情结,但“倭寇”观阻止了中国进一步彻底真实了解日本的可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为其侵略中国、挑战东亚朝贡体制的战略尝试,中国开始关注日本但并未作为假想敌;明末日本暗中迫使琉球称臣朝贡,为中国所不知;清初日本武士道精神勃发而伴随其对大陆的侵略野心宣传,为中国所不知;明治维新开化后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做好了侵略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心理准备,中国于此知之甚少。藉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中国对日本的长期漠视,对日本的自尊进而演变为大陆野心并未有足够的认识,及至李鸿章时代开始从扭转朝贡体系的意识、建立与日本的平等民族国家关系出发,并从军事上准备和日本决战,惜乎为时已晚,可谓千古遗憾,这遗憾留下的唯一启示是个大俗话:请别漠视你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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