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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湖图李扬帆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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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凡人,皆需忏悔。 肯以本色示人者,不仅仅需要禅心和定力。 勉强拼凑了些书:《走出晚清》,《晚清三十人》,《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望乡:一个北大教师的心灵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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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也曾经向西方国家下跪  

2011-07-05 20:50: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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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在朝贡体制下,中国人只是高高在上、接受或强制西方国家来华使团的跪拜?历史并非如此简单。

1729年(雍正七年)6月,因土尔扈特事、中俄边界事、准备讨伐准噶尔部事和俄国新沙皇彼得二世新登基事等这几项重要事件,雍正决定派使团去俄国。这是中国向非中华文化圈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该使团由原侍郎托时、原副都统广西、原参领宰三等率领,以致贺彼得二世前一年登基为名,出使莫斯科。使团共计25人。此事由理藩院负责。理藩院此前通知俄国枢密院,其咨文中说:“按我大中国之例,凡派使外国,均降敕谕”,但因考虑到中俄两国本为友好邻国,不便依中国与其他藩属国的传统习惯像俄国降谕,故“今不再降旨而仅派使臣前往。”[i]

此事说明,中国通过和俄国的交战和交往,认识到俄罗斯的强大,于是主动突破了朝贡体制限制,而采取了欧洲外交的做法。其二,为了现实的战略利益,中国可能改变朝贡体制的轨道。

 滨下武志曾经质疑了中俄条约的“平等性”,指出中国方面未必把俄国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一方。他以《恰克图条约》中的第6条为例:两国的文书往来在清理藩院和俄元老院之间进行。这看起来是平等的,但是,“假如按照理藩院的职掌是管辖藩属地方这一点来看,中国方面就不一定是把俄罗斯置于平等的关系上来看待的了。”[ii]如果他考虑到雍正派出的使团向沙皇行了三拜九叩大礼的话,他当不会质疑中国此时对俄罗斯的屈尊态度的。雍正派出的使团向俄国女皇施行只有中国皇帝才配接受的大礼,是当时中国对外(俄)关系中最不寻常的事件。

使团于1731年1月抵达莫斯科。由于使团还在途中时,彼得二世病故,由其姑姑安娜.伊万诺夫娜即位,所以使团的名义使命改成了致贺安娜女沙皇。

使团在觐见女皇时行三拜九叩之礼,并向俄方表达了中国的要求:一是,中国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希望俄国不要怀疑;二是,请俄方为中国的另一赴土尔扈特部的使团提供便利条件。当年3月该使团回国。

1730年,女沙皇即位的消息刚传到中国。所以,在托时使团还在俄罗斯时,雍正又派内阁学士德新等率团前往祝贺。这次雍正就礼仪问题专门颁发了训令:如俄国官员并未提及要求欧中国使臣觐见俄皇的问题,中国使臣不必提及此事;如俄国方面表示俄皇准备接见,中国使臣则应向其表示:中国使臣并非不欲觐见,“惟我中国使臣无论出使于何国,从无叩拜之例”,因此,觐见俄皇时在外交礼仪方面必有窒碍难行之处;若俄皇定欲接见,中国使臣则应向其表示:按照中国的礼仪传统,中国使臣“除叩拜我皇上之外,其次可以拜见王爷。”中俄两国相好多年,关系绝非他国可比,因此“本使臣等可按拜见我王爷等之礼拜见贵汗。”[iii]雍正在遣使觐见沙皇礼节问题上的出尔反尔,说明了清政府对朝贡制度之政治地位问题的敏感。

1732年1月,该使团到达俄国,并遇到了第一个使团。最终,在女皇加冕纪念日那天(4月28日),根据俄方的记载,中国的这个使团还是跟第一个使团一样对俄皇行了跪拜大礼。[iv]

       清初能够和俄罗斯达成条约关系、办俄罗斯学、并对俄皇施行大礼的原因,除了朝贡体制本身的弹性以外,战略安全其实是最主要的原因。从海上来的西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被清廷视为与国家战略安全相关,而俄罗斯从陆上对中国边境的威胁则迫使清朝认识到确立边界并遏制中亚各部落动乱的重要性。“中国人愿意与俄国人订立条约而拒绝与欧洲海上国家打交道,二者之间的这一对比可以解释为需要划定边界;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需要一种同俄国人订立一个协定藉以制止中亚各部落的动乱。当然,与海上国家不存在协商边界线的问题;海洋本身就是这样的,从承认外国人从海洋到条约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即使是和俄国人也并不存在像欧洲各国那样真正的外交外交关系。对中国人来说,俄国人毕竟只是野蛮人,他们是继卡尔穆克人之后的中央主要国家,何况又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不如说满洲人)曾经击败过的国家。不应该忘记,中国和一个欧洲国家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中国获胜的。”[v]

正是中国朝贡体制当中存在现实战略的考量,才有条约关系的形成。在《恰克图条约》后不久,俄国和中国(满清朝廷)事实上在中亚达成了战略平衡。“1730年,俄国人在中亚降服了哥萨克人的中小游牧部落,十八世纪又降服了大游牧部落(三者中最靠东方的)。与此同时,满洲-中国人则征服了蒙古、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人。从而亚洲的整个草原和沙漠地带——除了西土耳其斯坦(希瓦、布哈拉、费尔干纳、土库曼和卡拉·吉尔吉斯)是19世纪由俄国征服以外,——到了1800年前都被彼得堡和北京所瓜分,——从此,部落游牧生活的长期动乱告一结束。”[vi]

与俄罗斯的条约关系只是在事实上帮助完成了清朝天下一统的陆地界限,但并没有由此而使清朝形成了对外关系的条约意识和条约制度,不能对此时期的中俄关系给予过高的评价。





[i]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ii]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欧阳菲译。


[iii]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


[iv](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


[v] (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第244-245页。


[vi] (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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